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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RUMiC】深访:你想一直留在广州吗?

发布时间:2018-12-28 作者: 来源:社会调查中心

摘要

        12月,RUMiC项目组为了进一步了解流动人口的情况,约见了一位居住在石牌村的来穗务工人员——梅姨。梅姨在访谈中向项目组讲述了自己当初南下广州打工的原因,分享了目前的工作、生活、与子女孙辈相处、精神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以下为深访内容结集成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穗务工十五年的梅姨对自己外出务工的情况是怎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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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一直留在广州吗?

不想。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州工作、生活了十五年的人却对广州没有一丝丝留念。


        接受RUMiC深访的梅姨是一位陕西人,在2003年独自来到广州谋生。梅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农村里,经济勉强能满足温饱,那时候她的大儿子考到了江苏的大学,梅姨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毅然决定了南下广州挣钱。


 “我是穷的没办法了,才往外面跑” 


        一开始项目组跟梅姨接触的时候,梅姨显得十分拘谨,待坐下聊开了之后,梅姨便无话不谈。在畅谈中,梅姨将自己年轻闯荡的经历与项目组分享。


        2003年的时候,梅姨45岁,骨子里是典型的陕西人,爱守家。“小孩在江苏上学,那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当时家乡那边的人多是去江苏打工的,但(因为)我的妹妹在广州打工,介绍我来打工,有个亲人有个照应嘛……当时江苏的经济发展还比不上广州呢……我是穷的没办法了,才往外面跑”,综合多方原因,想着想着,梅姨就决定了去广州打工,“从村里出去才能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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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剪影


        生活也好,时间也好,总是会催促着我们前行。现代中国,人的流动和迁徙,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在条件相对不好的农村地区,只有往外走才能看到生活的盼头。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梅姨目前在天河区华师附近一个公司当清洁工。“我从03年就待在这个公司了,算一下,都已经做了十五年了。”当我们问及梅姨当清洁工的原因以及转行到手艺活的可能性时,梅姨笑了一下,说到“我没什么文化,行政啊,坐办公室的轻松工作是做不了了……自己的眼睛不行了,都老花了,做不来手工活了……我有自知之明,没得选择了,只能做这个了。要是给别人家里做保姆、月嫂的,我们这种又不专业,我觉得(做那些工作)还没有我现在这个工作自由”。


        离开了家乡,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发现从土地中剥离出来的自己能做的事是那么的有限。然而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哪怕是带着镣铐跳舞,梅姨也要去拥抱生活的美好和选择的自由。


         在广州这个城市中打拼,哪怕是工作忙到没有时间做饭、吃大餐,也要叫一份又便宜又好吃的外卖;哪怕公交、地铁很拥挤,也要放下背包,解开领扣,让自己舒服一点;哪怕是再苦,也要学会让自己开心一点。“(对我而言)钱的多少无所谓,关键是开心。没钱再没有一个好心情,那这一辈子不是冤死了。”梅姨如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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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员工作中


        据梅姨回忆,刚来到广州时,梅姨的工资是570元/月,第二个月涨到了630,那几年里,工资是几十几十地在涨,那个时候梅姨在石牌村租了一个单间,300多元一个月,挣的钱勉强能维持生计。而后来,工资没再涨了,但石牌那里的房租却水涨船高,加上水电杂费,现在一个月要一千多。不仅是加租,这15年间的物价也在上涨,2003年的时候猪肉5元一斤,现在已经到12元一斤,拿到的那点工资还是只能勉强维持吃喝,很难攒下钱。


        公司规定保洁员每周有一天的休假,但梅姨却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平常)就在公司搞卫生。有时候其他公司需要保洁,我就去做一次。还有就是收拾点废品。广州消费那么高,自己不努力挣钱,(靠工资)就真的只够吃喝了。你好歹要余一点钱吧,不然老了花什么?”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梅姨都会把楼里一些可以变卖的废品留下来,晚上带回家中。等到休息的时候,就要把这些攒下来的废品整理好卖出去,一个月下来也有几百块钱进账,这也就是应急钱或是孩子们的学费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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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2018年7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将广州市企业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2100元。可是梅姨的月工资却仍停留在1900元。在我们的询问之下,梅姨坦言,在这间公司工作了15年,梅姨始终没有拿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我们当时是签过劳动合同的,但是公司的人说要等老板签完字,才能把(纸质的)合同给我们。”可直到现在,梅姨还不知道那份原本属于她的劳动合同究竟在哪里,是老板一直没签字,呢还是公司的人押着没给?


        “一年三百元的年终奖,十五年前是三百,现在也是三百。还有降温费,2003年的时候是30元,现在也是30元。也没有加班费,周末加班也没有。”虽然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是梅姨因着自己年纪大了等原因,想着总归会回家的,多在公司里干活两三年,好存下些钱,于是基本都不会抗争些什么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干活,他们给工资就行了。我也没太多要求,有些东西如果你太认真了,老板就会为难你,搞得你活也不好做。是不是?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吧。我们尽量不去为难他们,他们也会少为难我们,我们的麻烦也少一点。”


        但骨子里终究是意难平,因此梅姨私下从同事、朋友那里了解过《劳动法》,知道了要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式三份,一份放在劳动局、一份放在公司、一份放在自己这;老板不能随便开除她,一旦开除要赔偿她十五个月的工资。“我们有实际劳动合同嘛,他们每个月打工资到我们的卡上,这也是可以查到的嘛,所以没有劳动合同也不怕。”


 “也就那样吧” 


        2003年,梅姨初来广州时就住在石牌村,15年过去了,也只是从石牌村内的这个楼搬到那个楼里面。尽管石牌村的房租比其他地方要高出好几百元,但因为离工作的单位近,一坐车就晕车的梅姨,为了能够步行上下班,一直没有搬离这边。


        即便在石牌村兜兜转转了15年,梅姨几乎也没交到什么朋友。每天六点多就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到住处,石牌村那间一居室的小房子,对于梅姨而言只不过是在广州的落脚处。而石牌村的居民大多和梅姨一样,是来穗务工的流动人口,日出之前便已出门、日落之后才缓缓归来。白天的石牌村寂静如林梢月,晚间回荡在过道中的声响也不过是扇扇防盗门落锁的声音。过着连邻居的面都见不着的日子,又怎么和别人交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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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的一家理发店


        老家那边倒是人多热闹,可梅姨却不经常回。来广州后,起初梅姨有五年没有回家,要不是老父亲大寿,这个时间可能更久。回家一趟也太耗费时间、金钱,怎么算都划不来,衡量诸多因素之后,留在广州过年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因此每年春节广州 “空城计”时,梅姨都没有过多的心酸、委屈,儿子女儿还是会来看望的,最多也只是抱怨那时候的石牌村冷清得连早餐都买不到。


        在外面工作了十五年,梅姨学到了不少“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时下年轻人热衷的网上购物、移动支付,梅姨也都会。女儿给梅姨申请了微信、支付宝,教会了她上网买东西,“我现在很少逛街,几乎不逛(实体店),因为衣服、日用品都能够在网上买到嘛。”


 “我养他小,他养我老,天经地义” 


        梅姨的女儿2008年左右也来到广州工作,并与广州当地人结婚、定居。现在女儿辞职在家,专心教养小孩,偶尔也会孩子带到到梅姨这边小住一段时间。


        梅姨在跟我们分享与孙辈相处的时候,谈到外孙女现在是由女儿自己照顾,女儿担心因为隔辈亲的关系,老人带孩子会把孩子惯坏。“年轻人带得比较好,文化比较高”,梅姨在讲话中如此感慨到。


        像梅姨他们这样的老一辈,农村出身,因为时代发展的原因,文化程度不高,难免在教育孙辈上感到“畏缩”,因此基本都不会插手孙辈的教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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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的老人


        大学毕业的儿子娶了城里的媳妇,现在已经在湖南郴州定居。郴州离广东不远,韶关过去便是,但是梅姨没有选择去郴州和儿子住在一起,“在一起过矛盾就出来了,分开过没那么多矛盾,有很多实际问题嘛,我媳妇是城市人,咱农村人,在一起久了,总会产生点矛盾,也不是说农村人有什么生活习惯,跟城市人还是多少会有点区别的嘛。”不过儿子、媳妇孝顺,逢年过节都会来广州探望梅姨。


        “我老了,他们肯定要养啊。不养我,我就告他。我养他小,他养我老,天经地义。但我的两个小孩对我都好,(养老)这个问题我不考虑,不用去操那个心。他们也知道我的辛苦,他们肯定也会回报我的。”


        流动人口在外打工,心里惦记着就是孩子,半生劳碌只愿孩子能成才,待他们老去之后,孩子成为家里顶梁柱,赡养他们终老。


 我始终是一个城市过客 


         梅姨对孩子也好,在工资保障方面也好,都有一种看淡、看开的平和与乐观,但当项目组的老师问及梅姨后半生是否会留在广州度过的时候,梅姨却表现了意外的坚决。


        “不想。再熟都不是家,是别人的家,我只是个过客。我只是在这边租的房子,住住就走了,怎么会是家?回到陕西,自己有房子,才是我的家。”梅姨虽然在广州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在她心里,家一直是陕西农村的老房子,广州只是一个暂居地。


        在追问对广州的观感和对广州是否有依恋时候,梅姨直白地说了,“(广州)很排外,对外地人还是有点不好。”客居在广州,异乡客和原住民存在语言隔阂。原本四十五岁的时候,记忆力、理解力都不如年轻人,梅姨还想努力一把,融入其中,后来发现徒劳无功,于是听不懂粤语,也不再想去学。“如果我回家了,还是会偶尔想起这边(广州)开心的事的。”


        当问及在广州最美好的时光时,梅姨目光微沉,稍稍思考后便眉开眼笑地说,“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签工作单的时候。我跟我们财务说了,‘朱大姐,我最喜欢你叫我来签字了,签个字就是1000多块钱。’真是一字值千金。”还有呢?“还有,还有就是女儿带着小孩来看我的时候,真开心。”梅姨顿了顿,又接着说,“其他的,我就真的无所谓了。”


        或许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梅姨对广州稀薄的归属感。在她心里,即便已经在这座南方城市生活了十五年,但是总有一天自己还是会如同在外的候鸟,到了季节就要回到家乡。北方农村中的生活较之于广州,也更为恬静、惬意,“我娘家的兄弟姐妹比较多,亲戚都在农村。北方空气好,农村也清净,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端着碗站在外面,和邻居一起聊个天吃个饭。我们同龄人都在家,平常打个牌,聊个天,多开心。”谈到归乡后的生活图景时,梅姨的眼角满是藏不住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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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返家的人们


        在聊到回老家之后何以为生的时候,梅姨道,“(在广州挣的钱)多多少少还是剩一点,肯定是不敢花完的,我们回去还没有退休金,没啥的(福利补贴),农村那些老龄的(保险),一个月才几十块钱,能干嘛啊?新农保一个月才六十七十,农村消费也不少,但是话说回来,农村可以自己种地嘛,比方说庄稼打出来粮食吃不完,菜的话你可以在房前屋后(种),我们那地方大嘛,菜你可以自己种,就是肉啊鸡蛋啊这些都是自己没有的,可以自己掏钱买一点。估算一下,我老俩口(在村里生活)恐怕最少应该要六七百吧,因为还有水电费啊,还要生个病啊,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嘛,年龄大了(去)医院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个是必须的。”


        就目前的状态来看,梅姨表示现在自己都没有负担了,只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管好自己生活就行了,不需要带孩子,比平常轻松一点,比家里种地要好一点,虽然工资低了一点,最起码旱涝保收。家里虽然好,但是难以维持营生;广州即使是异乡,起码(在这里)生活上有保障。这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梅姨这一代人身上,年轻的一辈似乎也裹挟在这样的现实缝隙中。


         03年梅姨南下广州打工,除了妹妹就没有亲人、老乡。但是现在,梅姨家乡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工作,他们大多会到苏州、杭州这样发达的沿海城市工作。有些成了家、有了孩子的年轻人也选择出来,他们普遍与梅姨的想法是一致的,“农村再好都不如城市发展好”。而这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之中,少有会把孩子带在身边,一个原因是不便照顾,还有就是城市中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月的工资就两三千,连借读费都掏不起。因此这些孩子大多都留在乡村,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也就成了留守儿童。


        正是因为经历过分离与孤独的苦,梅姨从内心深处孕育出了人生的豁达。在问及需要提供哪个方面的帮助时,梅姨挥了挥手,说自己不需要什么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别人,比如农村里的孩子啊,残疾人啊,这些才是需要政府去帮助的人,“我最起码是个身体健康的人,不需要什么帮助”,停顿了一下,“要是能给我涨涨工资就可以了”,心有大爱,亦有小家,真实得让人觉得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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