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一直留在广州吗？

不想。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州工作、生活了十五年的人却对广州没有一丝丝留念。

        接受RUMiC深访的梅姨是一位陕西人，在2003年独自来到广州谋生。梅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农村里，经济勉强能满足温饱，那时候她的大儿子考到了江苏的大学，梅姨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毅然决定了南下广州挣钱。

        一开始项目组跟梅姨接触的时候，梅姨显得十分拘谨，待坐下聊开了之后，梅姨便无话不谈。在畅谈中，梅姨将自己年轻闯荡的经历与项目组分享。

        2003年的时候，梅姨45岁，骨子里是典型的陕西人，爱守家。“小孩在江苏上学，那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当时家乡那边的人多是去江苏打工的，但（因为）我的妹妹在广州打工，介绍我来打工，有个亲人有个照应嘛……当时江苏的经济发展还比不上广州呢……我是穷的没办法了，才往外面跑”，综合多方原因，想着想着，梅姨就决定了去广州打工，“从村里出去才能谋生”。

外来务工剪影

        生活也好，时间也好，总是会催促着我们前行。现代中国，人的流动和迁徙，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在条件相对不好的农村地区，只有往外走才能看到生活的盼头。

         梅姨目前在天河区华师附近一个公司当清洁工。“我从03年就待在这个公司了，算一下，都已经做了十五年了。”当我们问及梅姨当清洁工的原因以及转行到手艺活的可能性时，梅姨笑了一下，说到“我没什么文化，行政啊，坐办公室的轻松工作是做不了了……自己的眼睛不行了，都老花了，做不来手工活了……我有自知之明，没得选择了，只能做这个了。要是给别人家里做保姆、月嫂的，我们这种又不专业，我觉得（做那些工作）还没有我现在这个工作自由”。

        离开了家乡，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发现从土地中剥离出来的自己能做的事是那么的有限。然而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哪怕是带着镣铐跳舞，梅姨也要去拥抱生活的美好和选择的自由。

         在广州这个城市中打拼，哪怕是工作忙到没有时间做饭、吃大餐，也要叫一份又便宜又好吃的外卖；哪怕公交、地铁很拥挤，也要放下背包，解开领扣，让自己舒服一点；哪怕是再苦，也要学会让自己开心一点。“（对我而言）钱的多少无所谓，关键是开心。没钱再没有一个好心情，那这一辈子不是冤死了。”梅姨如是说道。

保洁员工作中

        据梅姨回忆，刚来到广州时，梅姨的工资是570元/月，第二个月涨到了630，那几年里，工资是几十几十地在涨，那个时候梅姨在石牌村租了一个单间，300多元一个月，挣的钱勉强能维持生计。而后来，工资没再涨了，但石牌那里的房租却水涨船高，加上水电杂费，现在一个月要一千多。不仅是加租，这15年间的物价也在上涨，2003年的时候猪肉5元一斤，现在已经到12元一斤，拿到的那点工资还是只能勉强维持吃喝，很难攒下钱。

        公司规定保洁员每周有一天的休假，但梅姨却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平常）就在公司搞卫生。有时候其他公司需要保洁，我就去做一次。还有就是收拾点废品。广州消费那么高，自己不努力挣钱，（靠工资）就真的只够吃喝了。你好歹要余一点钱吧，不然老了花什么？”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梅姨都会把楼里一些可以变卖的废品留下来，晚上带回家中。等到休息的时候，就要把这些攒下来的废品整理好卖出去，一个月下来也有几百块钱进账，这也就是应急钱或是孩子们的学费的来源。

工资

        2018年7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将广州市企业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到2100元。可是梅姨的月工资却仍停留在1900元。在我们的询问之下，梅姨坦言，在这间公司工作了15年，梅姨始终没有拿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社保。“我们当时是签过劳动合同的，但是公司的人说要等老板签完字，才能把（纸质的）合同给我们。”可直到现在，梅姨还不知道那份原本属于她的劳动合同究竟在哪里，是老板一直没签字，呢还是公司的人押着没给？

        “一年三百元的年终奖，十五年前是三百，现在也是三百。还有降温费，2003年的时候是30元，现在也是30元。也没有加班费，周末加班也没有。”虽然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但是梅姨因着自己年纪大了等原因，想着总归会回家的，多在公司里干活两三年，好存下些钱，于是基本都不会抗争些什么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干活，他们给工资就行了。我也没太多要求，有些东西如果你太认真了，老板就会为难你，搞得你活也不好做。是不是？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吧。我们尽量不去为难他们，他们也会少为难我们，我们的麻烦也少一点。”

        但骨子里终究是意难平，因此梅姨私下从同事、朋友那里了解过《劳动法》，知道了要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式三份，一份放在劳动局、一份放在公司、一份放在自己这；老板不能随便开除她，一旦开除要赔偿她十五个月的工资。“我们有实际劳动合同嘛，他们每个月打工资到我们的卡上，这也是可以查到的嘛，所以没有劳动合同也不怕。”

        2003年，梅姨初来广州时就住在石牌村，15年过去了，也只是从石牌村内的这个楼搬到那个楼里面。尽管石牌村的房租比其他地方要高出好几百元，但因为离工作的单位近，一坐车就晕车的梅姨，为了能够步行上下班，一直没有搬离这边。

        即便在石牌村兜兜转转了15年，梅姨几乎也没交到什么朋友。每天六点多就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到住处，石牌村那间一居室的小房子，对于梅姨而言只不过是在广州的落脚处。而石牌村的居民大多和梅姨一样，是来穗务工的流动人口，日出之前便已出门、日落之后才缓缓归来。白天的石牌村寂静如林梢月，晚间回荡在过道中的声响也不过是扇扇防盗门落锁的声音。过着连邻居的面都见不着的日子，又怎么和别人交朋友呢？

石牌村的一家理发店

        老家那边倒是人多热闹，可梅姨却不经常回。来广州后，起初梅姨有五年没有回家，要不是老父亲大寿，这个时间可能更久。回家一趟也太耗费时间、金钱，怎么算都划不来，衡量诸多因素之后，留在广州过年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因此每年春节广州 “空城计”时，梅姨都没有过多的心酸、委屈，儿子女儿还是会来看望的，最多也只是抱怨那时候的石牌村冷清得连早餐都买不到。

        在外面工作了十五年，梅姨学到了不少“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时下年轻人热衷的网上购物、移动支付，梅姨也都会。女儿给梅姨申请了微信、支付宝，教会了她上网买东西，“我现在很少逛街，几乎不逛（实体店），因为衣服、日用品都能够在网上买到嘛。”

        梅姨的女儿2008年左右也来到广州工作，并与广州当地人结婚、定居。现在女儿辞职在家，专心教养小孩，偶尔也会孩子带到到梅姨这边小住一段时间。

        梅姨在跟我们分享与孙辈相处的时候，谈到外孙女现在是由女儿自己照顾，女儿担心因为隔辈亲的关系，老人带孩子会把孩子惯坏。“年轻人带得比较好，文化比较高”，梅姨在讲话中如此感慨到。

        像梅姨他们这样的老一辈，农村出身，因为时代发展的原因，文化程度不高，难免在教育孙辈上感到“畏缩”，因此基本都不会插手孙辈的教养问题了。

独坐的老人

        大学毕业的儿子娶了城里的媳妇，现在已经在湖南郴州定居。郴州离广东不远，韶关过去便是，但是梅姨没有选择去郴州和儿子住在一起，“在一起过矛盾就出来了，分开过没那么多矛盾，有很多实际问题嘛，我媳妇是城市人，咱农村人，在一起久了，总会产生点矛盾，也不是说农村人有什么生活习惯，跟城市人还是多少会有点区别的嘛。”不过儿子、媳妇孝顺，逢年过节都会来广州探望梅姨。

        “我老了，他们肯定要养啊。不养我，我就告他。我养他小，他养我老，天经地义。但我的两个小孩对我都好，（养老）这个问题我不考虑，不用去操那个心。他们也知道我的辛苦，他们肯定也会回报我的。”

        流动人口在外打工，心里惦记着就是孩子，半生劳碌只愿孩子能成才，待他们老去之后，孩子成为家里顶梁柱，赡养他们终老。

         梅姨对孩子也好，在工资保障方面也好，都有一种看淡、看开的平和与乐观，但当项目组的老师问及梅姨后半生是否会留在广州度过的时候，梅姨却表现了意外的坚决。

        “不想。再熟都不是家，是别人的家，我只是个过客。我只是在这边租的房子，住住就走了，怎么会是家？回到陕西，自己有房子，才是我的家。”梅姨虽然在广州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在她心里，家一直是陕西农村的老房子，广州只是一个暂居地。

        在追问对广州的观感和对广州是否有依恋时候，梅姨直白地说了，“（广州）很排外，对外地人还是有点不好。”客居在广州，异乡客和原住民存在语言隔阂。原本四十五岁的时候，记忆力、理解力都不如年轻人，梅姨还想努力一把，融入其中，后来发现徒劳无功，于是听不懂粤语，也不再想去学。“如果我回家了，还是会偶尔想起这边（广州）开心的事的。”

        当问及在广州最美好的时光时，梅姨目光微沉，稍稍思考后便眉开眼笑地说，“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签工作单的时候。我跟我们财务说了，‘朱大姐，我最喜欢你叫我来签字了，签个字就是1000多块钱。’真是一字值千金。”还有呢？“还有，还有就是女儿带着小孩来看我的时候，真开心。”梅姨顿了顿，又接着说，“其他的，我就真的无所谓了。”

        或许究其根本，还是源于梅姨对广州稀薄的归属感。在她心里，即便已经在这座南方城市生活了十五年，但是总有一天自己还是会如同在外的候鸟，到了季节就要回到家乡。北方农村中的生活较之于广州，也更为恬静、惬意，“我娘家的兄弟姐妹比较多，亲戚都在农村。北方空气好，农村也清净，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端着碗站在外面，和邻居一起聊个天吃个饭。我们同龄人都在家，平常打个牌，聊个天，多开心。”谈到归乡后的生活图景时，梅姨的眼角满是藏不住的笑意。

下班返家的人们

        在聊到回老家之后何以为生的时候，梅姨道，“（在广州挣的钱）多多少少还是剩一点，肯定是不敢花完的，我们回去还没有退休金，没啥的（福利补贴），农村那些老龄的（保险），一个月才几十块钱，能干嘛啊？新农保一个月才六十七十，农村消费也不少，但是话说回来，农村可以自己种地嘛，比方说庄稼打出来粮食吃不完，菜的话你可以在房前屋后（种），我们那地方大嘛，菜你可以自己种，就是肉啊鸡蛋啊这些都是自己没有的，可以自己掏钱买一点。估算一下，我老俩口（在村里生活）恐怕最少应该要六七百吧，因为还有水电费啊，还要生个病啊，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嘛，年龄大了（去）医院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个是必须的。”

        就目前的状态来看，梅姨表示现在自己都没有负担了，只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管好自己生活就行了，不需要带孩子，比平常轻松一点，比家里种地要好一点，虽然工资低了一点，最起码旱涝保收。家里虽然好，但是难以维持营生；广州即使是异乡，起码（在这里）生活上有保障。这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梅姨这一代人身上，年轻的一辈似乎也裹挟在这样的现实缝隙中。

         03年梅姨南下广州打工，除了妹妹就没有亲人、老乡。但是现在，梅姨家乡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工作，他们大多会到苏州、杭州这样发达的沿海城市工作。有些成了家、有了孩子的年轻人也选择出来，他们普遍与梅姨的想法是一致的，“农村再好都不如城市发展好”。而这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之中，少有会把孩子带在身边，一个原因是不便照顾，还有就是城市中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一个月的工资就两三千，连借读费都掏不起。因此这些孩子大多都留在乡村，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也就成了留守儿童。

        正是因为经历过分离与孤独的苦，梅姨从内心深处孕育出了人生的豁达。在问及需要提供哪个方面的帮助时，梅姨挥了挥手，说自己不需要什么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别人，比如农村里的孩子啊，残疾人啊，这些才是需要政府去帮助的人，“我最起码是个身体健康的人，不需要什么帮助”，停顿了一下，“要是能给我涨涨工资就可以了”，心有大爱，亦有小家，真实得让人觉得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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