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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村调查手记 | 他乡与故乡——对比清远佛冈和怀化洪江的乡村发展

发布时间:2021-09-01 作者: 来源:社会调查中心

编者按

广东千村调查是一项以农村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系统地收集广东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数据及相关信息,推进三农问题研究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的全省性调查项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更多高校学子加入千村调查队伍,借此了解社情民意,认识真实乡村。本文作者钦小奇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专业学生。在此轮千村调查中,他前往清远佛冈开展入户调查和农村绘图工作。他在记录佛冈乡村发展现状的同时,回忆起自己的故乡——湖南怀化洪江,故写下此文,分享他对两地乡村的印象,以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看法和建议。


他乡与故乡

——对比清远佛冈和怀化洪江的乡村发展


广东千村调查中,我访问的乡村在清远佛冈。从佛冈向北跨过南岭,左折横越雪峰山后向北,便是我的故乡怀化。怀化给我的印象是重峦叠嶂、溪流汩汩、山水纵横。相比之下,清远更为平坦,即使有丘陵连绵,也是如同海面上的荡漾微波。远看佛冈,山峦隐隐,伫立远端,环绕田地,簇拥屋舍。


南岭似屏,划分着湘楚与岭南文化。粤北和湘西,虽文化不同,但从地理和经济角度来看,都是一省边缘,是发展相对落后的单元。回顾广东千村调查的调研过程,湘西乡村和粤北乡村的旧闻与新知杂糅,故乡与他乡对比碰撞,如今结束调研之后,我方能整理思绪,谈谈清远和怀化两地乡村究竟有哪些异同?




聚居利于乡村治理


佛冈之于清远,是市内比较靠近广东省中部的一个区县,看见低山丘陵遍布,与平原相接,从广州乘车出发,能感受地势变化,时而平缓时而起伏。调研一路访问的四个行政村聚落分布情况基本相同。整体上看,自然村区隔分明,居民住宅相对集中,以楼房为主,大多是两层及以上的小洋房,院落几乎没有,且楼房之间间距较小。有的自然村巷道极深极窄,而楼房有相对较高,因此有一种几乎隐天蔽日的感觉。


怀化洪江地处湖南省西南部雪峰山西麓,在中国二三级阶梯交界处,区域内山地丘陵交错,地势崎岖。洪江市的农村分布与佛冈相反,整体上居住分散,自然村概念模糊,行政村分界难以直观辨别。住宅分布在山脚低平处或山冲,偶尔聚集,但一般不超十户。整体上,村里住宅以平房院落为主,近几年,尽管有人盖起了新式楼房,但因为大多会保留屋前晒谷坪,因此房子也不会像佛冈那般楼房间隔较小。


佛冈的田地与村居


从访问过的乡村的社区治理常态来看,村民集中居住更利于管理。第一,集约化管理效率高、成本低。譬如自来水的供应,佛冈集中型农村管道设施铺设更方便,供水成本更低;而洪江农村家户分散,管道铺设难度和长度更大,部分地区难以解决水压不足等问题。在询问水质或水费的问题时,村民侃侃而谈,多是表达满意。而故乡的不少农户,目前仍旧依靠自接山泉水来维持日常用水,虽说山泉尝起来更为清冽甘甜,但它旱季枯水,雨季容易泥沙淤积管道等问题,实属供应不暇。


第二,村舍集中利于基层管理,公共设施投入覆盖人数和效益更大。走访的各个自然村都配备有相应的文化室和健身体育设施,如篮球场、健身器材等,靠近住宅,村民使用方便。同时,村民聚居可以让农村基层自治在养老等社会保障措施的规划和实施有更大的设想和发挥空间。譬如农村内孤寡老人众多,聚居社区便于邻里照应,也能以较少的成本建设老人活动中心等设施。不愿离家外住养老院的老人,可以简单步行至养老中心,享受公共服务;不方便出门的老人也能享受定期上门探访、送菜等便捷惠民服务。


佛冈农村的高度集中化有其历史文化因素,也有政府易地搬迁的整合作用其中。较为统一的村居规划和部分村民退出大规模农业生产活动这两个原因让村民自然而然地放弃铺设自家的院落和晒谷坪。我在访问的过程中其实会困惑于农民如何在集约化的社区自如地实现大规模的晾晒储藏工作?后来,我在帮一位受访户收稻谷注意到,村里公用的广场便是一片共享晒谷坪,村民都是口头约定着来轮流使用。如此,似乎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但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些矛盾,如村民利用公地时间冲突导致邻里不和等。城镇迅猛发展趋势之下,有些农村社区会将城镇视为自己的发展榜样,但乡村振兴不能只是简单靠拢城镇,建设的过程也不能一笔抹掉农业的痕迹,而是应该去糙存精,推进一些适农化改造。


怀化的村居与田地




农业耕作何以为继


佛冈的耕地连片,不知是否进行过整合,看着如格子衫般,大小错落但十分规整。乍一看到,我便觉得这是十分便于使用大型农业器械进行现代化生产和管理的耕地。而实际调查中,我发现就算是连片的大农田,村民也仍旧选择躬耕插秧。询问村民是否拥有现代化农业生产器械时,几乎得到的回答都是“否”。有些村民介绍,村里有拖拉机之类的器械,可以租用,但比较少人会专门用这些机器来种田。村民没有透露不用农械的原因,我猜想可能是公用农械成本高,可能是农械耕作质量低,也有可能是农械耕作效率提升不显著……农业的现代化势必伴随工具和技术的革新和改进。弃用农械选择人工,会导致农产品成本高、无法扩大生产规模等,因此,如何普及和推广农业机械工作成为了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


洪江农村的耕地是另一番样貌。这里的耕地主要在溪流和渠道两岸延展,应山地而阶梯分布,形状各异。关于山区的农田如何整合,洪江当地政府探索出另一种模式:考究经济成本,不整合,但考虑田地分布情况,对于溪道进行修整(修堤引流等),沿溪及渠道开辟道路。同时,村里的先锋农民购置、学习各种大型农械,与村委合作,租借给村民。于是农械进入农田,只需沿溪旁开辟的道路,更为便捷。


耕地的问题不仅在于耕地本身,更在于人。几年前在老家,母亲在黄昏时拉着我去锄地。极少农作的我不久便精疲力尽,我倚靠在锄头上问母亲:“等你们这一代人老去,农村的这些地谁来种呢?”母亲笑着说:“难道不会有新的农民吗?”“可是,新的农民在哪?”我的追问让母亲哑然。仅以故乡所在村进行判断,村内90后留村务农者寥寥,00后更是对农业生产无所认知,只有4060岁的中老年,仍会照顾自家耕地,但随岁月流转,年龄渐长,渐渐耕地会停滞和荒废。


从佛冈来看,广东农村整体情况似乎如出一辙。一方面,因为目前家庭为单位农业生产回报率低,“农民”作为职业受刻板印象影响社会认可度低,现有农民的下一代从事农业生产欲望较低;另一方面,未接受专门农业技术教育或年纪尚轻的“农二代”因为自身农业生产技能相对落后、家庭环境相对不富裕,加之社会“离农”思想熏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逐渐减淡,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逐年下降。


访问员与村中老人交谈


这一代“农二代”不务农的情况已经无法扭转,这意味着在短期未来,农业耕地只能由少数人来耕种。如果少数选择农业生产的年轻人需要管理大量耕地,那么势必积极谋求农业生产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农村土地承包地转让、租借等制度需要相应地作进一步规范。届时,要想耕地不荒废,农业现代化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的干预和转变。




职业教育需贴合行业需求


关于农村教育,有太多讨论的空间。比如“在追求教育一体化的今天,是否应当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适度‘差异化’”?——一名村里的工装小伙打断了访问,提出了他的疑问。据了解,他毕业于职高汽修专业,现在精于此业,以此为生。


在佛冈开展问卷调查时,我发现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不少最高学历达到中专或职高,且对提升自己的学历有着较强烈的意愿。可见农村职业教育需求和发展潜力不小。我回忆起童年邻家姐姐收到职校赠予的智能手机(作为招生手段之一)时小心呵护的画面。她们这一届选择职高者众多,专业多为酒店服务,少数几位选择武术,后续外出打工的岗位基本与职高的专业学习关系不大。职校成为他们初中转向打工的过渡,而非奠定职业技术教育基础一遍后续精进的必要学习阶段。当时求职竞争未如现在那么激烈,但他们所接受的职业技术培养仍是无法满足当时企业的求职要求。


黄昏时访问员等村民结束农活后开展调查


毫无疑问,职业教育是当前农村教育结构中的薄弱板块,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极有必要重新审核和更新迭代,此外,还需要大力建设品牌职校,构建优质职业教育体系。而职业教育应当包含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教育,这或许能为培养“新农民”而提供助力。




丰富乡村文化娱乐活动


童年回忆中,一段时间里,故乡的麻将馆遍地开花,甚至除夕夜麻将馆通宵达旦,也是当时的常态。我以为,麻将馆的盛行是乡村文化没落的征兆之一。村民沉迷麻将,在常态化文化活动中缺席,家庭内部沟通减少,精神世界被搅得只剩下麻将。佛冈的样本村倒十分寂静,听不见麻将的碰撞声,又或者许多的声音在楼房施工的噪音淡去……


从故乡走到他乡,我深刻感受到乡村文化的式微。随着年轻人的出走,乡村社会逐渐老龄化、空心化。各项传统活动逐渐湮灭,邻里交流日益减少,仅靠长者维系。乡村的内部联系开始变弱。文化是乡村发展的活力所在,其将潜移默化地浸润个人,改变观念、影响决策,推动社会自发的变革。我至今仍记得当年村里图书馆的建设引导了大批同龄儿童自发阅读,并激发其对知识的探索欲与对作文的兴趣。此外,文化本身是文旅业得以发展的资本。问卷里,有关文化建设的题目仅有一道,题目大致是“本村举办的文化活动是否增加”,村民的回答大多是“很少”“不了解”之类。相比故乡,佛冈各个自然村建设了文化中心,配备篮球场、健身设施、文化室等,有一个自然村晚上还会放映电影。然而,村中响应甚少。电影荧幕下,除开匆匆离村的我们,空无一人。


乡村文化振兴的蓝图,目前的我无法准确下笔画出清晰的前路。隐约中,我认为虽然每个村子都有了一定的硬件设施,但缺少特色的文化活动,未能形成多样的乡土文化,真切地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认识有限,唯望更多专业对口的人士能参与到既保留传统文化精华又具有现代风貌的的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构建中。




结语


怀化与清远,有许多不同。结束调研的采访中,我分享了自己对于乡村的看法。“湖南人和广东人对于乡愁的理解不太一样。这与两省务工人员的流动方向有关。广东人省内循环,而湖南人涌入珠三角。可想而知,当秋月高悬时,广东人还能下楼买广式月饼寄托思念,而湖南人则只能在南海的暖风中努力嗅出三湘四水的味道。”


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故乡”和“机遇”,似乎一直是取舍两难的权衡考验。个人与家园,在时代的狂澜里,总在拥抱后告别,又常在告别后拥抱。未来,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故乡与他乡、农村与城市未知将有怎样的联动、发展、变革与破局?这个问题、这个未来,我辈皆是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