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盛夏，暨南大学广东千村调查实地调研阶段圆满结束。百余名青年学子深入南粤乡村，用脚步丈量土地，用问卷记录乡土变迁，在田野间读懂乡村振兴。这一次，潮州潮安队的同学们，用四天实地走访，在田野与村巷之间，触摸乡村发展的脉搏。让我们追随访问员郭树枫的脚步，观察这片土地最真实的面貌。

启程：从忐忑到初见

这段故事，应该从何说起呢？出发去潮州之前，我对千村调查的全部印象，还停留在学术报告厅里那个昏昏欲睡的下午——八个部分的问卷、念不完的说明，以及还未落地就草草敲定的调研主题。彼时的我以为，所谓乡村调研，不过是对着纸面数据完成一份制式报告。在这段短短的旅途中，我们能看到的能经历的，还未可知；而我们真正能做的，也应少之又少。

队员合影

初来潮州，第一印象是这里的人们很热情。在吃蚝烙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怎么让老板接受采访，老板听着我们的叽喳声，露出朴实的笑容，最后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问卷调研也比预想中顺利，村干部都很配合，面对不太清楚的问题也会打电话咨询。从他们的回应里，我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村无疑是了解的，也无疑是热爱着的。

队员与村干部访谈

队员在街头采访

后来队长联系到东凤镇的干部，对方说可以带我们参观芡实产业。出发前，我查了查东凤芡实的资料，看了一晚，脑海里只剩下“年产值1.65亿元”“国家地理标志”这样冰冷的名词，以及镇政府近年来的常规产业举措。我在调研报告大纲上洋洋洒洒写下几个板块：发展概况、政府举措、可借鉴之处。可真正的调研，从来不该如此理所应当。

叩问：茶室里的芡实之困

真正的改观，是从东凤镇芡实文化交流基地那间不大的茶室开始的。接待我们的老干部头发有些稀疏，看着上了岁数，可他谈起芡实时，眼睛却格外闪亮。他从光绪年间的县志记载，讲到90年代农技站蹲在田里试验低洼田种植的日子，再讲到现在地理标志拿下来、IP形象做出来，却依然难以让农户真正增收的困境。

队员在茶室与干部访谈

东凤芡实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得多：保鲜工具普及后，农户不再受制于拥有大型冰库的中间商，纷纷转向自产自销，赚到了之前拿不到的利益。潮汕的客户慕名而来，购买着农户手里的新鲜芡实。但当政府想进一步扩大产业时，却遇到了阻碍：农户的自产自销，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愁销路”，使他们没有动机去扩大生产。

这并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总默认“产业规模化、组织化”是理所当然的正确答案，觉得农户不愿加入合作社、坚持自产自销是“思想保守”。可那天一杯功夫茶喝下来，我才听见另一面的逻辑：农户辛辛苦苦守着几十年攒下的熟客，一斤鲜芡能卖百来块，钱货两清、踏实安稳；若是全交给合作社，万一明年订单黄了，丢了客源的农户又该靠什么生活？“自产自销”不是顽固，我们站在岸上，太久没看见水里的人最朴素的安全感。

队员体验手工剥东风芡实

“东凤芡实现批发价110到120块一斤，加上人工成本和环境因素，真正到农户口袋里的并没有多少，这是一个很辛苦的活。”老干部顿了顿，说得很坦诚，“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芡实能涨到200元一斤，那样的话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有了足够的利润吸引，扩大产业规模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政府有努力吗？毋庸置疑。开展芡实文化节、打造品牌、建设交流基地，财政投入连年增加。但事实摆在眼前：除了潮汕，没有人认得东凤芡实。要前进一步，难，难以提高附加值，难以以文化乡风赋能。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其他各个镇、各个乡。当你踌躇满志之时，现实却是“没有人来干”，发展无从下手。

队员参观东风芡实对外交流基地

听着老干部的肺腑之言，摆在我面前的不再是文件上那些冰冷的举措，而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付出与顾虑。我思索着，该怎么把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写进报告？该怎么写出农户的辛苦与挣扎？该怎么写出干部们愁眉苦思如何发展产业、改善乡貌？这一路上潮州人的热情与乡土人情，我想给这些实实在在的人们，一个认认真真的交代。

触摸：水田与指尖的温度

如果说茶室里的对话打破了我对产业的刻板认知，那么顺雄合作社的田间与作坊，让我真正触摸到了芡实的脉络。合作社的大哥是个黝黑的汉子，话不多，却很实在，听说我们想亲眼看看“鸡归莲”，二话不说下了田，特意割了一朵还带着花的果实递上来。他说平时不舍得割开花果，留着还能再结几批籽，这次只是为了让我们看个清楚。

我蹲到田埂边凑过去，想伸手摸摸叶片，指尖刚碰到就被尖刺扎得一缩。而每年采收季，农户要天天泡在水里，叶片上的刺却只是他们辛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芡实的花

最有意思的是试剥芡实。屋檐下，一位奶奶坐在小板凳上，手指翻飞间，一粒粒白净的芡实落进竹筐。手剥是保证芡实完整度与口感的关键。我们跃跃欲试，接过果子才知道有多难：外壳软韧，手稍稍使劲，里面的果实便会爆开。我的那颗便是这样完全失败，空中散出一股清甜的椰奶香。奶奶看见我们笨拙的样子，笑着直摆手，又仿佛炫耀一般，把手中剥好的整粒芡实展示给我们看。她听不懂太多普通话，只是一个劲地把鲜芡往我们手里塞。阳光落在她布满皱纹的手上，那是做了一辈子手艺才有的灵巧与笃定。

剥好的芡实

我却忽然没了再试的心思。像奶奶这样的熟手，剥一斤米都要两三个小时，一天坐下来腰僵手酸，也只能赚几十块工钱。“再过十年，可能没人愿意干这活了。”总有人说，手工是东凤芡实的“护城河”，却很少有人问，这道护城河背后，是多少老人熬着时间、耗着身体撑起来的。我们总在赞美“慢工出细活”，可这样的慢，究竟值不值得年轻人留下来。

我坐在边上，看了很久，心里慢慢静了下来。从连片的水田，到屋檐下的剥壳小板凳，再到冷藏库里码得整齐的鲜芡包装，真实的产业链不是报告里“上游-中游-下游”的冰冷拆分，是一个个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劳作。

那天我也才忽然明白：只有真正只有踩过田埂上的泥、闻过果实破开的香、听过指尖剥壳的声响，才能读懂这粒“鸡归莲”里藏着的乡土温度；同样，只有深入走进去，你才能看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守了几代的生活。

思考：效率之外的坚守

返程的小乌龙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结束调研时不好打车，六个人约到了同一辆车。送我们出来的年轻镇干部刚好开车经过，探出头招呼我们上车挤一挤，我们拗不过他的热情，只好上了车。

车里空调很凉，我们又问起芡实来。年轻干部说到合作社的大哥怎么从父亲手里接过田地，说到老干部这两年如何奔波，说到这几年的发展。他说他也知道机械化是趋势，可又怕机器一开，手工的味道就没了，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就断了。“总不能为了快，把东凤芡实的魂丢了吧。”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记了很久。

从前我总觉得产业升级就是要追求效率、追求规模，“小而美”是扩大生产的阻碍。但现在我有了点私心。有些东西，不能只用“效率”去衡量。手工剥壳保留的不只是口感，还有邻里互助采收的乡风、代代相传的手艺、潮汕人对“鲜”刻进骨子里的讲究。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东凤芡实真正的根。

队员漫步在古街

那天晚上是调研的最后一夜，我们凑在酒店房间里聊起各自的故事，从高中的遗憾聊到大学的际遇。白天在田野里攒下的沉重思考，混着队友间的插科打诨，忽然就有了更落地的意义：我们做调研，从来不是为了写一份完美的报告交差，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过一片土地，认识一群人，然后带着这份真实的重量，再去谈所谓的“振兴”。

沉淀：纸笔之外的答案

结束旅途后，我们又花了很多白天和夜晚打磨调研报告，把五大矛盾、对策建议尽力写得条理清晰，改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不太满意。心里总想着那些没写进报告的细节：是热情招待我们的阿姨摆好茶具、点上香薰让我们拍照的善意；是登塘镇粿条店里老师和队友抢着买单的热闹；是合作社大哥特意割下开花果实与我们分享的实在；是剥芡奶奶塞给我们鲜芡时的笑容和眼里藏不住的骄傲。这一路上陪伴我们的，始终是潮汕大地上哪怕产业做得再难，也守着品质、守着手艺的那股劲儿。

队员合影

或许象牙塔里的我们一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下田地，高高在上；一个是空有理想，无力改变。调研前，我也许更贴近前者；而调研后，我想我距离后者更迈进了一步。

回头再想出发前那个在报告厅里昏昏欲睡的自己——抱怨问卷太长、主题确定得太过于草率，以为调研不过一份“制式报告”，以为我们能做的“应少之又少”。那时的疑惑与设想，在走进水田之后，已经化成了另一种东西。我开始懂得那些矛盾的重量，却又深知仅凭一份报告无法改变什么。但我不再为此感到无力与焦虑，忐忑与不安。因为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有些改变并不立竿见影，它首先在于看见——看见那些文件背后的人，看见那些数字背后的生计，看见那些“理所当然”背后的具体困境。看见了，就不会再视而不见。

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真正地帮助到他们，只能尽我所能，写出我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这次，我们可以站在岸上，可以蹲在岸边，但我相信我们往后也终会站在水里，作为普通人，给出我们的答案。

答卷：一粒芡实，一程千村

乡村振兴很大，大到一个村的产业就如此复杂，大到东凤镇如此任重，大到潮州潮安只是中国乡村的一角，令人望而生畏；乡村振兴又很小，小到流淌在水田的风里，在剥壳的指尖，在每一个农户对安稳日子的期盼里，也在每一个基层干部想让家乡变好的坚持里。我想，千村调查的意义，从来不是让我们带着答案去乡村验证，而是带着疑问走进去，再带着对乡土的敬畏走出来。

如今再想起东凤的那片水田，依然能忆起芡实果破开时的清甜香气。那粒小小的“鸡归莲”，承载了几代人的生计与乡愁，也让我这个从小在象牙塔长大的学生，第一次俯身走进田野，鲜活地读懂了乡土中国的重量。而我们这代年轻人能做的，或许就是多一份倾听、多一份理解，带着这份对土地的敬畏，走得更远一些。

一粒芡实，承续乡韵；一程千村，遇见初心。

感谢潮州潮安队的每一位小伙伴，感谢东凤镇的每一位干部和农户，感谢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充满善意的潮州人，也感谢这段旅程，让我在田野里，找到了自己。

（本文作者郭树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4级本科生，本次项目中系潮州潮安队访问员）